安康历史文化概况

位居汉水上游的安康，作为华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其人文历史可上溯到20-200万年以前，其典型物证是1990年在安康汉江北岸关庙发现的旧石器文化遗址，该遗址使安康成为连接黄河与长江流域旧石器文化的重要环节即过渡带。进而说明，大约在20-200万年前，就有原始先民们在汉江上游劳作生息繁衍，他们的拓荒为新石器汉水上游的经济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成为后世及当今汉水文化的开拓者。之后，类似李家村和半坡类型文化和典型的长江流域新时器文化的典型代表是1988年在紫阳出土的白马石新石器文化遗址。该遗址因其研究巴蜀文化起源发展提供了新的考古证据而被命名为白马石遗址。除此外，还有汉阴县渭溪乡交通村阮家坝发掘的含细绳纹里黑外红陶钵和细绳纹夹砂灰白陶器，因其具有李家村文化特征，从而把安康历史文化有据可查的发生时间提前到7000年以前。

因其地理和历史原由，璀璨斑斓、异彩纷呈的安康历史文化不仅与华夏文化有着极强的同一性，又有着鲜明的个性和地域特征，表现为多元性和包容性，东西融汇，南北兼蓄，这便是既有三秦文化、中源文化、甚至羌氐文化的影响，又有巴蜀文化和荆楚文化的基因，经过数千年的溶和、积淀，便形成了当今的汉水文化。汉江——安康是秦巴之间的唯一交通孔道，历史上曾有西周秦汉隋唐10多个王朝设都关中，汉水及安康距此仅一山之隔，为了把东南各地贡赋运往京畿，统治者不得不把汉江航运当做生命线加以保护和开发，如同子午栈道和褒斜栈道，汉江与封建王朝的兴衰存亡息息相关。这也就决定了安康文化的“水性”，即这块土地的文化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都打上了水的烙印，或者说，这里的文化的基因是“水”。对其影响最大的是荆楚和巴蜀文化，因为共生一山系，共处一水脉，还因为，春秋战国之际，今安康疆域属楚，同时受到巴蜀文化的强烈辐射。秦统一天下后，安康长期属秦，秦文化对安康的深远影响及以后的文化颇具秦汉唐风格便是一种必然。

安康文化具有厚重和神秘色彩，华夏文化中的许多“经典”、“始祖”在这里都留有印记。位列三皇之一的女娲曾在平利“抟土作人”；敢偷上帝息壤为民除患的鲧（大禹的父亲）很可能在今紫阳县。鲧与禹父子两代人都为平息上古洪水灾害付出毕生精力，一个传颂万代，一个却被舜殛于羽山，压在一部文明史的底层。至于千秋传颂的帝舜，在安康不仅有遗址和传说，还有典籍记载。只有93个字的史密簋成为巴人在安康的铁证。这个出土于汉滨区王家坝的文物因其经文记载着西周王朝的一次战争的实况震动了老考古界和学术界，使长期忽视汉水上游文明史的专家学者不得不重新审视这块神秘的土地在华夏文化及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文化序列和地位。

有名有姓的安康文化名人早在汉代就见诸于典籍记载。汉代有锡光，南北朝时候有志公禅（《济公专》中的许多故事套用了志公的事迹），载入《辞海》具有世界级份量的南宗巨子怀着禅师，为汉中褒河石门撰写《石门颂》原文并书写其文被后世称为书坛千古两奇人的王戊和韩朗（他们的作品被历代书家推为汉隶代表作，被称为震撼中国书坛的杰作）以及同样载入《辞海》与毛泽东交友甚深出生于汉阴县城的上海文史馆馆长沈尹默。

广义的安康文化及文学历史源远流长。先是民间诗歌创作。按时间追溯，其渊源可上溯到公元前11世纪，有东晋常璩著的《华阳国志·巴志》为证。该史籍中有“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徙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的记载。这里的“巴”在古代包含安康（金州）。此足以说明，安康先民不仅作战勇敢，而且能歌善舞，晓音律，且擅长诗歌的口头创作。

真正的文本文学创作起于周代中期，其代表作是前边提到的史密簋铭文。只有93个字的铭文高度概括手法记述了周王命师俗、史密带领他们的族人卢、虎东征的全过程，其中写道史密率族人螯伯等右翼攻伐长必并抓到100个俘虏受到天子称赞的细节。为了光耀其荣宠，便有尊簋制作并世代流传。此乃可为安康文学史的崭新的一页。

虽然各路研究者对《诗经》中《关睢》、《汉广三章》的泛指有不同注解，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对此诗就是描写汉水中上游且这里常是周公、召公“采风”的地域的认定。我们还应以此心态去解读庄周的《天地篇》，可以认定文中塑造的抱残守缺的“抱瓮丈人”就是汉阴籍先民，且这位老叟形象早已列入中国文学人物画廊中。

安康文化（文学）初期的主体是民间口头文学。严格的文人创作则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华书局出版的《上全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一书人物有四位与安康有关，一位是三国时期新城太守孟达，一位是西晋梁州刺史驻魏兴庚翼，一个是魏太宗王澄，一人是南朝梁魏兴太守王珍国。四人中，王澄是地道的安康人。其共同处是四人均为官吏。

同盛唐文学一样，安康此间文学也有很大发展。诸多存世作品中以汉阴县双河口乡火镰碥崖墓摩崖刻石为甚。其文以通俗的语言记载了一个普通人的生老病死，可谓是安康最早的传记文体。作为盛唐文化在安康的杰出代表人物怀让，其发现者是贞观年间的韩偕。唐玄宗开元以后安康以诗名而饮誉国内者还有张仲方、郑贾、姚合、李翱、牛蔚、裴瑾、杜无逸等。

作为安康文学的另一妙笔是后人誉为类似“兰亭聚会”的一次文人聚会。此事发生在西魏大统十七年（公元551年）的黄土县（今旬阳县东区，唐天宝元年改为淯阳县）。因黄土县禹穴前的桂花不合时令的提前开放，惹得四方文人雅士社会名流前往观之。黄土县令等推荐其中一人为文记之，并将记文镌之于石，以流芳后世。这便是后人看到的黄土县摩崖刻石。“春山桂室奇”成为安康最早的也是唯一有据可查的文人集会和与观光旅游有关的诗品。期间，有著名诗人李洞作《送卢朗中赵金州》（卢后为金州刺史）。中唐时期，先后有著名诗人孟浩然、戴叔伦、皎然、司马札、丘为、宋慎言、裴宰、朱庆馀、贾岛、无可、钟浑、戊昱等来金州游览采风，或寓籍金州，写下许多美丽诗篇，如无可的《陪姚合游金州南池》、《行饮汉水晚次神滩阻风》、《冬月陪姚合太守游池》；戊昱的《汉上题书韦氐》、《汉阴吊崔员外》、《商山至金州途次》等。《汉止题书韦氐》好似唐代安康风情画卷：“结茅同楚客，仆筑汉江边。日落数归鸟，夜深闻机舷。水痕侵岸柳，山翠借厨烟。调笑提筐妇，春来蚕几眠”。姚合的《金州书事寄山中旧友》一诗则是安康诗歌的最高境界之作。

宋元时期，安康文学以民歌调子（词牌）为主，少有文学字录，也鲜见采风诗人编辑成帙。但仍有典籍可寻。江西派诗人代表人物陈师道的《忘归亭记》就是安康900年前的写照。元代安康文学值得一提的是《牛山土主忠惠王碑》，其不仅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且还有很高的文献价值，是写安康的又一佳作。

明清时期，安康历经几次大的移民开发，经济复苏，其文化发展以万历年初的刘氏文学为甚。明代安康散文创作代表人物是均为进士的刘文翰（旬阳）和王应泰（汉阴）。刘氏文学到刘应秋手时成就斐然，其主要著作有《一砚斋》和《五经说》。除此还有兴安知府王希舜、李筠庵、参军鲁仁新以及汉阴许氏兄弟和旬阳钟氏兄弟。他们均是散文高手。尤其王希舜的《登兴安城楼有感》和平利县令古沣的《中皇女娲氐庙记》最为有名。

清嘉庆十二年（1870年），有题补兴安知府叶世悼撰修《续兴安府志》8卷。在叶的带动下，安康文学空前繁荣，著名作家有汉阴通判钱鹤年、平利令石衍、安康令王森文、中书舍人岳震川、安康举人董诏、著名学者张澍和宁陕总兵黄芳等。期间，仕途不爽，屡遭挫折甚至受到冤狱欺辱的张鹏飞回到故乡金州。作为作家，他为安康人办了几件功德之事，如创办来鹿堂，引进雕版印刷术，办书院，治学田，修考院、文庙，兴贤塔，创作之余还亲自执教，培养人才，可谓前无古人，亦后无来者。作为文学家的张鹏飞，一生著作十六七皆编入《来鹿堂文集》，包括卷首、文集8卷，诗集3卷，别集1卷，22万字，收入散文158篇，诗272首。

多写治世之作的有散文作家张文山；有在外做官的安康诗人李松；解甲归田的有岚皋的祝垲和在四川为官的雷钟德。清代安康文坛的客籍作家多是地方官吏和隐者。汉水对文化文人的影响在作家创作中表现鲜明突出，故写汉江写山河写城乡景色的诗品、散文多多，颇具特色。极具名气的当首推刘应秋的《煮茶饮行人》，白河县普晖的《咏八景》和流寓汉南的燕山人谢中的《过紫阳县》以及白河县令朱斗南的《八景诗》。写汉江洪水的是康熙三十二年任兴安州刺的苏州人石潇。他上任便遇百年一遇大水，救灾中作《癸酉仲夏十有七日金州书事》，诗作把洪水写得淋漓尽致，读后如临其境。山水诗的佳品当属曾任旬阳县知县的严如煜，他的“一叹三咏”（《棚民叹》、《木厂咏》、《铁厂咏》、《纸厂咏》）写的尽是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字里行间尽是劳动人民的艰辛。叶世悼的《“蚕桑须知”序》则成为后世考证安康蚕桑业的重要文献。

安康文学在民国时期，其标志性成果是鲁长卿著的《鲁斋全集》和他自费撰修《兴安府志》。此间重要作家有白河的谢馨。作为举人的他，中年出仕，先后在贵州、四川做官，辛亥革命后解官归里，民国二十二年在他人支持下出版诗文合集《海月楼诗文杂抄》6卷，自成一家，风格及影响不表。